1973年盛夏，北京久雨初晴。中南海勤政殿外的梧桐还带着水珠，外交部的一位副司长一早被秘书请进内务，告知“中央有话要谈”。周恩来先开口，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回绝的分量：渥太华使馆需要一位熟悉英语、懂得西方礼仪、能应对复杂场面的外交官，毛主席看中了她。听到这里，她既惊又惶，但心中牵挂的并非荣誉，而是当时正带头处理中美关系、头发已花白的乔冠华。

回想三年前，1970年6月，毛主席曾召她面谈，谈及外语教学改革，又点名希望培养“女外交家”，这成为她进入外事领域的起点。随后，她参与亚洲司工作、基辛格来访的接待组，1971年参与周恩来主持的繁忙会议，并随团赴纽约重返联合国，逐步成长为重要的外交骨干。1972年中日建交文本在钓鱼台桌上铺开时，毛主席一句关于她婚事的直言，让她多年徘徊的心结决裂。几个月后，她结束旧缘，乔冠华频繁打来电话，表白心意并请求她同行。两人最终结为伴侣。

婚后不久，外交部将驻加拿大的人选上报，毛主席在名单里圈了她的名字。按惯例，此类外派是难得的晋升机会，但她拿到调令后心中沉重——乔冠华在处理中美交往，既需要翻译也需要日常照料。两人刚刚建立起共同生活，若她远赴他乡，可能长达数年不能相见。权衡之后，她提交了一份请留京的申请，理由简短：家中有重任，不便远赴。报告送到毛主席案头后，主席见她时语气平静但有责备意味：“你不听我的话，你的心里没有我。”她立刻解释并表示陪伴乔冠华是出于照顾年迈伴侣的考虑。

自此，关于她出任驻加大使的提名被取消。外界对此猜测纷纷，但鲜有人知道当中的细节。毛主席后来也提到，外交工作要先把后方安定好；这既是一种批评，也可视作理解和成全。1974年秋，她随乔冠华出席联合国大会，依旧在代表团与各国代表间自如穿梭，展示出她在西方场合的应对能力。有人感叹，若她去了渥太华，定能有所作为；乔冠华则淡然道，她的决定无论如何，都是为了国家的需要。夜深时，他又轻声说出“是我连累了你”，她反而回答这是她心之所向。

1976年9月，毛主席逝世。那夜她把多年保存的一张主席曾写给她的纸条折好收起，纸上仍留着对她从事外交事业的鼓励。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，乔冠华逐渐淡出一线从事国际研究，章含之则在人民大学与外交学会担任顾问，继续推动外语教学与公共外交，把课堂带进现实场景，培养新人的谈判与交际能力。

1996年乔冠华在北京去世，结束了他们二十多年的陪伴。她在哀恸中坚定地说不后悔：外交的意义不在于职务高低，而在于内心的选择。2008年临终前，她在病房里留下一本小册子，记录与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乔冠华的点滴。扉页写着英文短句：经历风雨后，你会看到更大的世界；旁边她用笔写下中文的话：此生经风雨，亦见大世面，足矣。